曹聚仁在普陀的历史钩沉

 

 

在普陀区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中，有一本珍贵的历史资料——《上海春秋》，是知名记者曹聚仁的文集。曹聚仁曾在普陀真如时期的暨南大学任教并居住在真如9年之久。

普陀知名人士曹聚仁

曹聚仁（1900—1972年），作家、记者，浙江省浦江县蒋畈村(现归兰溪市)人，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，1921到上海教书，并给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写稿。1923年起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院、暨南大学、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授，并从事写作。抗战爆发后，应聘为中央社前线特派记者，为《申报》《立报》《社会日报》采访战地新闻。抗日战争时期任战地记者，曾报道淞沪战役、台儿庄战役，是中国知名的战地记者。

抗战胜利后，担任上海《前线日报》主编、复旦大学等校新闻学教授。1950年到香港，仍从事新闻工作及写作，并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，1972年7月23日病逝于澳门，享年72岁。

曹聚仁

曹聚仁曾在香港报纸上发表许多有关老上海方方面面记事的文章，女儿曹雷将这些文章整理成《上海春秋》一书。其中有一篇章是关于上海近郊的，包括吴淞、宝山、真如、北新泾、七宝等处，而“真如——真如寺”这个部分是篇幅最长的，我们共同欣赏曹先生的原文：

上海附廓的市镇，东边的江湾，西边的真如，都是最相近的，只有十二华里，洋人当然不懂得佛语，所谓“真如”，在买办文学中译作“真茹”。（正如有的人，不懂得北方人称黑色为“卢”。把“卢沟”当作“芦沟”。）真如乃是以“真如寺”得名。

真如原名桃溪，桃树浦正绕过镇右，（桃树浦，与杨树浦相对，一般人不知道就是了。）西河烬、黎园浜、祖师堂一带，颇有水乡风味。在寺前街北首，桃树浦桥堍，就是有名的真如寺，本名万寿寺，宋嘉定年间改名，1320年（元延祐七年）迁到镇上。

真如这一带，南宋初，韩世忠屯兵于此，西北的厂头乡，即宋史所说的屯中军的海口，也有不少遗迹。……

《上海春秋》

曹聚仁对真如的风土人情如此熟稔，一则他博闻强识，二则因1925年—1933年在暨南大学任教，他在真如居住了9年之久。曹聚仁对暨南大学感情很深，连带对真如也印象深刻，曾专门写了《暨南的故事》上、中、下三篇怀念真如时期的暨南大学。

暨南大学创办于1906年，初名暨南学堂，位于南京薛家巷，“暨南”一词源自《尚书·禹贡》：“朔南暨，声教讫于四海”，是专门招收华侨学生的学校。因学校不断发展，于1921年选中上海真如作为新校园及“暨南新村”的建设之地。之所以选择真如，与时任校长赵正平是真如人不无关系，其中也有真如士绅钱淦（印霞）等人的推动作用。真如距离上海不过十余里，有沪宁铁路经过，另外尚有建设汽车站的规划，环境幽静，地价较廉。1923年夏末，第一期新校舍工程竣工，学生分批迁到真如校区。

真如时期国立暨南大学校门

1923年起，曹聚仁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院、上海艺术大学等大学担任国文教授，1925年，曹聚仁就读杭州一师时的校长——姜琦时任暨南学校校长，邀请他来暨南任教。曹聚仁到暨南时还是个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，却以其学贯中西的知识储备和优异的教学能力受到学生的欢迎。

迁居真如农家

在暨南任教的第二个学期，曹聚仁每周有五天课，“势必非搬到真茹去住家不可了”，因为真如离上海虽不远，但没有公路可通，而沪宁车老是拖班，在车站等车三五小时也是常事，如果还住在市区，通勤是十分不便的。当时暨南新村还未兴建，曹聚仁只能在学校周边的农家寻找住处。曹聚仁回忆“那时真茹，可说是十足的乡村，环绕暨南四周围的村落，都是平房，和我自己家乡的农村差不多；因为海风大，绝少有楼房。散散落落，有几处园子，连带也有几座楼房，那都是上海大户人家的郊外别墅，假日消闲之地，并不出租的”。最后曹聚仁和同在暨南执教的张凤在杨家桥附近找到一处楼房合租。

杨家桥得名的由来是桃浦上曾有一座永昌桥，后因当地多杨姓，又称杨家桥。据《宝山县续志》记载:“杨家桥在真如镇直北三里，有茶、酒、杂货店等六、七家。前本荒村,近以邻近铁路车站，又有商埠、警察、派出所，渐形热闹。”

虽然随着暨南的到来，其时真如已有真如电气公司，但曹聚仁租住的房子不通电也不通自来水，杨家桥商铺较少，距离真如镇上还有三四里，生活、买东西都不方便。

然而虽有种种不便，曹聚仁依旧住在真如，因为他是“属于暨南的”。1927到1928年间，曹聚仁搬到南阳宅的杨姓平房里，和好友曹礼吾合租，南阳宅南面的一所广东式洋楼里则住着同在暨南任教的汪静之、程仰之和章铁民。

南阳宅位于沪宁铁路南面，明代时，有一杨姓人氏在今真北路真南路口附近定居，生有四子，长大后在其周围东、西、南、北成家分居，逐渐形成四个村落。该地在其南，故称南杨宅。后来人们误将“杨”写成“阳”，为南阳宅。

入住暨南新村

1927年夏，姜琦校长调离暨南，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任命郑洪年接任校长。当时政治环境较为稳定，暨南学校获得很大的发展。郑洪年决心将暨南改组为一个完善的大学，把之前建立的商科大学改为商学院，并在此基础上增加院系。1927年，国立暨南学校改组、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，到1930年，暨南成为拥有5个学院（商学院、文学院、理学院、教育学院、法学院）、16个学系、2个专科的完全型大学。同时学校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，1927年图书馆落成，1929年又建成3列教室、科学院和总办公楼莲韬馆，学生宿舍也扩建了。暨南新村建成14座独立洋房，供教授及其眷属居住。

曹聚仁也就搬入暨南新村去住，居住条件就好多了，“一村之中，鸡鸣犬吠相闻，也算安居了那么几年”。同时入住的还有好几位教授。

曹聚仁在暨南大学住了一年多，又从校北移到校南新木桥头的杨姓别墅去，“这是一所二层的广式洋楼，房间很宽敞，客厅很大，院园更大，恰好是新木桥的西堍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得乡居之胜。而且有种种现代设备，比新村更合适一点。”新木桥即南阳宅桥，是跨桃浦河的桥，所谓小桥流水，确实居住环境又更幽雅了。

此时的暨南大学，院系完备、学生众多、英才集聚，“校园中的篮球场、排球场、网球场、田径运动兼足球场也纷纷建成，校园中大量种植了各色花木，数年间，花木扶疏，绿树成荫。课余之暇，莘莘学子徜徉其间，琴韵书声，弦诵不绝。”（《百年暨南史（1906—2006）》）。暨南周边的商业也繁华起来，有了市场，还有了许多饭馆，一派热闹景象。

 

暨南大学全景

暨南大学校舍平面图

暨南大学把真如作为永久发展地，校长教授们也是打定主意在真如住下来的。此时的暨南大学和真如可说是相得益彰。然而战火将一切都毁于一旦。

暨南大学和真如的历史变迁

时逢暨南大学真如时期发展的鼎盛期，1932年1月28日，淞沪抗战爆发，真如沦为战区，3月2日，日军进占真如。真如受到日军的轰炸和极大的破坏，暨南大学也未能幸免，校舍或被日军炸毁，或被日军占据作为马厩、厨房，财物和珍贵资料、贵重校具悉数被劫掠，损失惨重。

曹聚仁在真如家中珍藏的书籍荡然无存，而且他为了逃避战祸携家回到金华老家，长女感染了脑膜炎不幸去世。因此这场战火是他“一生最大的惨痛。人生真如梦，凡是我在真如所得的，到了一九三一年，烟一般散失在战火中了。”曹聚仁无可奈何地离开了真如，住到租界去了。

日军撤退后，暨南大学重回真如校区，修葺整理，但规模已恢复不到战前，然而到了1937年，“八一三”事变爆发，暨南大学真如校区又成为战区，学校奉令迁入公共租界继续办学，自此几易其址，再也没有回到真如。

抗战胜利后，曹聚仁再次来到真如，他亲眼见到真如的暨南大学“给毁坏得干干净净，暨南新村那些洋房，全部烧去了。暨大的宿舍、教室、洪年图书馆也成一片瓦砾，残存的只有科学馆那一幢洋房。”1950年，曹聚仁只身前往香港，此后未再踏足真如的暨南大学旧址，但他在真如度过的岁月依然让他怀念，他留下的纪念文字也是后人了解暨南大学真如时期的重要史料。

 

位于万里公园内的暨南大学旧址石碑

 

 

参考资料：《暨南校史资料选辑》（第一辑），《百年暨南史（1906—2006）》《普陀区地名志》《上海春秋》《曹聚仁集》《曹聚仁传》等

 

（撰文：陆丽雯     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