笺纸上的文化坚守——鲁迅与木刻用纸

付明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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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对木刻版画艺术情有独钟，在向国内介绍版画艺术、鼓励青年木刻家创作的过程中，纸张成为他与国外木刻家沟通的重要内容。他创办“朝花社”，编印、出版了多部木刻作品集，并对出版木刻版画集所用纸张尤为考究，赠纸成为鲁迅与国外木刻家沟通的重要媒介。在民国时期"纸荒"的环境下，鲁迅对木刻用纸的坚守成为其文化思想的重要反映。

黑白木刻 版画《鲁迅先生》 1961年 浙江美术馆藏（来源：中国美术学院）

木刻出版物的用纸选择

鲁迅对木刻艺术的热忱，源于其为中国发明之一，且在当时社会极具传播革命精神之用，用具简便。作为介绍木刻版画的先锋者，鲁迅以选印中国古代版画和外国艺术家作品并举，在印刷、出版方面，对木刻用纸极为关注。

1928年，鲁迅与柔石、崔真吾等人成立朝花社，"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，输入外国的版画"。1929—1930年间，以"艺苑朝华"之名出版美术辑刊。虽财力有限，但鲁迅坚持介绍国外艺术作品，由上海闸北宝昌路濂溪坊可大印刷公司代印，每辑实洋四角。

鲁迅对木刻版画的出版有着精进的决心。1930年9月，他托徐诗荃从德国购买梅斐尔德为小说《士敏土》所作木刻插画十枚，因具有革命内容，"很示人以粗豪和组织的力量"。在翻刻技术上，鲁迅考虑到锌板对展示木刻线条不够精细，后在北平试验采用珂罗版精印250部，1931年2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，版心大至1英尺余，用夹层宣纸印刷，线装，售价大洋2元。

《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》第十幅《工业》，三闲书屋1931年版（作者供图）

1932-1934年间，鲁迅陆续收到大量苏联木刻，多由好友曹靖华帮助获得。1931年12月8日，鲁迅得曹靖华寄《铁流》图，所用纸张为碎纸所制的"抄更纸"，此类纸在中国仅做账簿等之用。曹靖华言苏联木刻家说，印画莫妙于中国纸，只要寄些给他就好。12月15日，鲁迅即去买纸，于19日寄去抄更纸1包、桑皮纸及宣纸等1包，转送毕斯凯莱夫。

1932年4月30日，鲁迅寄给曹靖华宣纸、抄更纸等6卷共1包，换来毕斯凯莱夫13幅、克拉甫兼珂1幅等木刻。6月17日，他先寄出含有450张纸的小包，后又寄出一包，并从日本寄出两包200张。但邮寄过程困难重重，邮局人员"看见'俄国'两个字就恨恨"，甚至"将包纸拆得粉碎"。10月12日，第二次寄给曹靖华的纸张被退回，付寄费15元5角。三个月后，换来法复尔斯基5幅、毕珂夫11幅等木刻。

商务印书馆代鲁迅咨询的《创造》版画集刊的发售和出版情况说明（来源：中国新闻出版博物馆）

鲁迅将以纸所换木刻视若珍宝，"日日在想翻印"。1934年，他从所得百余幅木刻中挑选出59幅，交由日本东京洪洋社以珂罗版精印300部，是为《引玉集》，所付工料等费用计340元。

除翻印外国木刻外，鲁迅对中国古代版刻艺术也颇为重视，1932年起意编撰、1934年初印行的《北平笺谱》及1934年12月出版的《十竹斋笺谱》（第一册）是其传播中国古代版画艺术的实践。

笺谱之为艺术，一在版刻工艺，一在纸张载体。1933年2月5日，鲁迅致信郑振铎，起意出版笺谱，认为"自备佳纸"，取各纸铺各派笺纸印数十至一百幅，可谓中国木刻史上一大纪念。郑振铎遂不辞辛劳流连于北平厂肆之间访笺，并陆续邮寄给鲁迅。

1933年9月29日，鲁迅谈到印制用纸："用纸，我以为不如用宣纸，虽不及夹贡之漂亮，而较耐久，性亦柔软，适于订成较厚之书。"但10月2日又动摇："前信曾主张用宣纸，现在又有些动摇了，似乎远不及夹贡之好看。"普通宣纸更柔软，而夹贡为双层生宣，用料厚重，鲁迅在合适与"好看"中艰难选择。最终，《北平笺谱》仍选用宣纸，"托各原店用原刻版片，以上等宣纸，印刷成册"。

《北平笺谱》，荣宝斋1934年版（作者供图）

《十竹斋笺谱》为明代胡正言所编花笺图谱，采用饾版拱花技艺。鲁迅开始时有意使用黄色罗纹纸："旧纸及毛边，最好是不用，盖印行之意，广布者其一，久存者其二，所以纸张须求其耐久。"他频繁出入纸店，寻找各式纸张，如访得"罗甸纸"，"乃类乎连史之物，……今得实物，大佳"；托内山完造至日本纸店询问；至广雅纸店访黄色罗纹纸。最终，《十竹斋笺谱》第一册用上等棉料纸精印3开大本。

1936年，鲁迅为郑振铎所编《世界文库》翻译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，并附梭诃罗夫插画12幅，出版《死魂灵百图》，共印1000本，其中150本为精装本，"所用纸张极佳"，为白纸绸面，多赠友朋。

德国女艺术家凯绥·珂勒惠支是鲁迅十分欣赏的木刻家，"在女性艺术家之中，震动了艺术界的，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·珂勒惠支之上"。鲁迅选取其版画21幅，1936年5月出版《凯绥·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》，仅印制了103部，极为珍贵。鲁迅在与吴朗西的信件中可见此书用纸，序文采用云母宣纸，"今送上六尺云化宣纸一百零五张，暂存社内，俟序文校毕后应用"。印刷《〈凯绥·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〉序目》及衬页，鲁迅"往九华堂买次单宣三十五张，抄更纸十六刀"；封面所用磁青纸，由其三弟周建人购买。

鲁迅亲自设计的《凯绥·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》广告（来源：中国新闻出版博物馆）

推崇中国纸

鲁迅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木刻运动的有力倡导者。他在推介外国版画、举办版画展览会的同时，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国内青年木刻家。1931年鲁迅邀请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开办木刻讲习会，传授木刻知识。

"木刻的美，半在纸质和印法"，鲁迅常在书信中对青年木刻家进行纸张使用指导。他曾致信罗清桢："此后印画，我以为应该用中国纸，因为洋纸太滑，能使线条模胡（糊）。"甚至回寄宣纸，"倘能用此纸印四五幅见寄，则幸甚"。当罗清桢初用宣纸印制效果不佳时，鲁迅分析原因："宣纸印画不如洋纸之清楚，我想是有两种原因：一是墨太干，一是磨得太轻。"

黄永玉《鲁迅和木刻青年》（来源：澎湃新闻）

鲁迅对纸张选择既注重效果也兼顾成本。他曾拟出一本木刻刊物，托青年木刻者陈烟桥与M.K.木刻研究会联络。他考虑宣纸每本3角半，抄更纸2角，如用单张，成本可减半，但颇不美观。加上印工、装订等因素，宣纸本每百本成本为50元，抄更纸为30元。鲁迅认为"虽是小事情，也看作大事情做"，中国木刻不似国外有小机器可以批量印刷，印数低只能用手摇机，还需注意用墨，"在中国纸上印，则当用好墨，以油少者为好"。

鲁迅对日本纸也十分关注。1936年9月，他复信唐诃，回答日译造纸植物原料问题："那几个植物名，第一个一定是Kōzo之误，中国名'楮'，也做制纸的原料；第三个是'雁皮'，中国名不知，也许没有。"日本纸多为皮纸，制纸原料主要有楮、雁皮、三桠三种。但鲁迅认为日本纸印木刻版画略逊中国纸："日本的木版彩色印刷，有人说比中国的逊色。依我看，纸质大有关系。中国的纸有洇的性能，印刷时就利用了这性能。日本的纸不洇，因此色彩就呆板了。"

鲁迅对中国纸的推崇，源自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版画艺术的认同。他曾提到："印古色古香书，必须用古式纸，以机器制造者斥之，犹之泡中国绿茶之不可用咖啡杯。"中国木刻版画与传统纸在气质上最为适宜。纸寿千年，宣纸坚韧但柔软，具有洇墨性，油墨及水性墨皆适宜，结合木刻出版印数小、手工印刷的特点，对纸张厚度及耐折性要求不如机器印刷，因此宣纸对画面的清晰度、粗细程度的展示最为恰当。

鲁迅的木刻用纸观在当时具有引领性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诸多木刻教程，如白危编译、鲁迅校阅的《木刻创作法》等，对纸张的介绍与鲁迅的观点一致。

鲁迅校阅的《木刻创作法》（来源：澎湃新闻）

鲁迅对用纸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木刻出版物上，对其他书籍也是如此。在与李霁野的通信中，他提到《朝花夕拾》的封面不能用黄纸；夸赞《莽原》为用好纸而减页数，甚至因为它的纸张好而慎于写稿，原因是"有时有一点杂感，子（仔）细一看，觉得没有什么大意思，不要去填黑了那么洁白的纸张，便废然而止了"。

鲁迅为孙用所译裴多菲《勇敢的约翰》而奔走出版，屡屡碰壁，但对质量仍有坚守："倘一任书坊用粗纸印刷，那是有出版之处的，但我不答应如此。"他对书籍的要求是严格的，好的纸张能增加书籍美感，延长其寿命，是对读者的尊重，也是鲁迅"敬惜字纸"的体现。在民国时期出版业面临"纸荒"的环境下，鲁迅对书籍纸张的坚守代表了他"纸墨寿于金石"的编辑和出版思想。

（注：本文转载自《档案春秋》微信公众号）